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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陳嘉銘（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最近英國的脫歐公投以及美國的總統大選，幾乎所有英美的媒體、文化、學術、經濟和網路的精英們都公開表達了對人民政治判斷能力的高度憂慮和不信任
對這些精英來說，英國人民支持脫歐以及美國人民 支持川普都印證了：人民沒有遠見、不負責任、容易被政客煽動、情緒性遠高於理性、沒有理性思辨、容易有有強烈保守的種族、性別和宗教偏見、抱持地域偏狹心態、排斥移民、沒有人權普世胸懷。他們分析這些「人民」多半屬於中下階層（包括了中產階層的中下段），因為經濟利益被長期剝奪，因而有種種原因出現上述特徵(因為窮，所以不僅笨又壞)。
這些精英平常都是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意見領袖。他們擔憂民主出了嚴重問題。但是如果希拉蕊當選，或者如果當初脫歐公投被否決，他們也會說，民主會自我矯正。到底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還是民主沒有問題？
我認為英美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可是我們需要更多民主以挽救民主，而不是去憂慮人民素質的低落。人民需要的是更多權力，而不是更多教育。這樣的想法會嚇壞許多自認支持民主的精英。歐美發軔的現代政治體制，雖然在19世紀中葉後逐漸確立為自由民主體制，但是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多數思想家，不管是精英政治或者民主代議政治的支持者，都對人民或隱或現地抱持上述負面看法。即使當代多數的歐美知識精英也是如此。
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只有非常少數思想家真正相信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願意設想制度和法律，在好的制度節制下，讓人民可以擁有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和對抗、懲罰精英的直接參與政治的能力。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和盧梭是其中的少數。其實盧梭也只能算3/4個，他的公民大會沒有法律提案權，只有否決權，而且他比亞里斯多德更不相信人民有智慧。他認為人民有的是正直，智慧則屬於精英。亞里斯多德可以算1/2個，雖然他對民主制中的人民也抱持一定負面看法，可是他相信人民被制度節制後的集體政治判斷的智慧。在他設想的經過節制的民主，人民不僅有選舉權，還有檢查、對抗和否決精英決策的權利。如彗星般的羅馬共和的政治體制也有過一些很好的設計。在當代法律歷史學者的考證下，羅馬共和比當代自由民主體制，更願意提供法律和制度，讓人民能夠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對抗和懲罰精英。
當代「審議民主」的實踐，因為制度正當性無法凌駕代議制度選舉出來的國會和行政首長，人民的審議會議常常只被侷限在提供諮詢意見的角色。在當代常被歸類為「基進民主」陣營的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行動理念，看似相信人民的直接行動，推崇以行動對抗僵化的法律、官僚、社會制度和代議制度，因此常常吸引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可是她對設計讓人民平等直接參與的制度沒有興趣。沒有制度和法律安排和協助的政治行動，不管多麼「基進」（我們可以加上Sheldon Wolin、Chantal Mouffe這些「基進民主」大將），人民很難和精英競爭影響力，最後一定是精英的政治，重視卓越非凡的行動的鄂蘭當然很精英主義。在今天美國大選開票後，可以預見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保守，知識精英會因為不信任人民，而更傾向少一點民主。
我卻持相反的立場。我認為在法律和制度很好的設計下，給予人民實質的政治權利去公開、透明地進行政治討論、並且擁有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和對抗、懲罰精英的制度性權利，人民會展現成熟、負責的能力、做出比精英更有智慧、更考慮政治社群公共利益的政治判斷和決定。精英是一群最容易腐敗和最只顧服務自己(self-serving)的人。當代的自由民主代議體制不給人民制度性的直接參與的政治權利，把人民的權力侷限在一個個選民私下決定的選舉權，反而是促成川普現象的原因。
補充：為什麼實質政治權力被剝奪的人民反而促成川普現象？馬基維利的想法或許可以參考：人民私底下在家裡、在餐桌上的政治意見，確實經常不穩定也不可靠，但是當人民被制度正式賦予政治決策權力時，反而會戰戰兢兢行使這些權力，透過實質集體討論和決策過程澄清自己的想法。正是因為人民覺得自己的政治力量實質上被剝奪（選舉權趨於空洞），所以他們容易陷入困惑和奇想，經常容忍甚至要求政治人物做出難堪和爆衝的政治行為，但是如果他們有實質權力去做決策，反而不會去做這些行為。
